山西晋南与儒释道之渊源
山西晋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英才辈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现存的大量遗迹遗存、考古发现、碑记石刻，以及典籍记载、历史传说、民间风俗等均证明：尧初都蒲坂、后迁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舜禹三世帝王都在以运城盐池为中心的晋南一带建都，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在人类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发展演进中，以运城为中心的晋南一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的文化遗存之集中、种类之丰富，文化积淀之深厚、传播之久远，晋南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文化的渊源之深厚、影响之深远，都为国内少有。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儒家文化发源于山西晋南特别是运城一带的尧舜禹文化
儒家文化为春秋时期孔丘（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其弟子所创。据典籍中的大量有关记载，就儒家而言，其轴心时期应该是尧舜禹时期。
关于尧舜禹，大量史料记载，山西晋南特别是运城一带是尧舜禹三世帝王建都的地方。《汉书·帝王本纪》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唐代杜佑所著《通典》里有这样一句话：“尧旧都在蒲。”北魏地理学家阚骃在《十三州记》里这样写道：“蒲坂，尧都。盖帝尧都此，后迁平阳。”此外，《帝王世纪》《通典·州郡典》《蒲州府志》等都有类似的说法。以上典籍所说的“蒲”“蒲坂”，就是指今天的运城市的永济市。“安邑”就是今天的夏县和盐湖区东部一带。
《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意思是说，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生活于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开启的儒家文化，是对尧舜禹以降、夏商周三代以来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编辑周代文献，形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经典，后世传承不绝，号称“六艺”或《六经》。其中，《尚书》作为上古时期的历史政治文献汇集，这部书，就是以《尧典》《舜典》为开端，和“仲尼祖述尧舜”的说法是一致的。我们所说的中华5000年文明，就是自尧舜禹开始的文明。因此，儒家所承传的文明，是基于父系血缘宗族人伦道德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其典范时期就是尧舜禹时代，其文化源头就是尧舜禹文化。
《尚书·虞书》记述，尧舜禹人格正直，光明磊落，富于修养，齐家亲族；担当政治大任时，他们都能尊贤任能，安民惠民、柔迩怀远，平治天下。这样的政治就是“德治”，他们的作为就是“以德佩天”“内圣外王”。尧舜禹一方面发展农业、改造、利用自然造福于人，另一方面建立典章制度、制作礼乐、规定赏罚、规范人伦。他们有大德，能孝亲，亲九族，爱民，保民，正德，利用，厚生。《礼记》中“大学”“中庸”篇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文化崇尚的典范政治家尧舜禹昭示给后代儒者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大学问”，是圣人之道。
孔子承前启后，集古典文化之大成，使得尧舜禹文化通过儒家学派得以延续，绵延不绝。
由此可见，山西晋南特别是运城一带作为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尧舜禹文化的核心区域，在儒家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海外取经求法第一人”佛教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之路从山西晋南开始
“释”，指：放开、放下，释放之意。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后泛指佛教。释家文化，就是佛教文化。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提到佛教，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唐僧一行西天取经的事，于是也就“理所当然”的认定佛教文化是由唐僧引入中国的。一部《西游记》，使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很多人却不知道，比唐僧早两百多年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去西天取经的第一人，他就是出生于山西晋南、出家于山西晋南的东晋高僧法显大师。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人，也就是现今山西临汾人（一说是今山西襄垣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从家乡出发，历经14载，跋涉5万里，走遍30余国，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经海路回国，共取回12部60余卷上百万言梵本佛经，译注6部24卷。其中，对我国佛教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是佛经《摩诃僧祇律》四十卷。著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人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为我国佛教的理论发展和本土化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同时，法显将十四载取经见闻，融合着佛学智慧，写成了不朽名著《佛国记》。此书亦名《法显行传》《佛游天竺记》，为研究南亚次大陆各国古代史地、交通和风情保存了重要资料。自19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英、日文等，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是世界宗教史、东方文化史和对外交流史上的千秋瑰宝。
可以说，从法显西行求法开始，标志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作为西行求法第一人法显的“出生地”“出家地”“出发地”，山西晋南在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道教“三官信仰”与山西晋南的尧舜禹文化密不可分
“道”，是指道教文化。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形成于东汉时期，长期传播于中国社会,对中国民间风俗产生了深刻影响。道教是以“道”作为最高信仰的一种成熟宗教，“道”无形无象，而又生育天地万物。
尧舜禹在道教里面被称作“三官”，尧是天官、舜是地官、禹是水官，所以道教里有一种说法叫天官赐福，地官设罪，水官解恶。天、地、水三官的出生日在道教里面称为三元节，也就是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上元节是祭祀尧的，日期和我们民族当中的节日元宵节是吻合的，元宵节就是祭祀天官尧的；中元节在农历七月十五，是祭祀地官舜的；下元节是在农历十月十五，是祭祀水官禹的。可以说，三官信仰在道教当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尧舜禹与道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在2016年北京举办的“尧舜禹文化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研讨会上，中央民族大学哲学院教授谢路军先生研究指出：“运城这个地方应该说是道教的发源地，为什么这样说呢？道教早期两大宗派，一个是五斗米道，主要活动在四川青城山一带地区鹤鸣山，还有一个在河北邢台平乡太平道。早期道教的两支有个共通的特点，都是崇奉三官，其重要的标志是都建有三官殿，到平乡发现有三官殿，是早期福禄派道教的重要标志。三官老家在什么地方？他们主要活动地区在什么地方？在运城。
同时，运城市芮城县作为中国道教重要流派全真道的祖师吕洞宾诞生地、出道地，祖庭永乐宫、祖山九峰山所在地，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在《中国道教史》中评价吕洞宾是“对后来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台湾学者南怀瑾在《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中评价：“历宋、元、明、清千余年而至现代，……其（吕洞宾）声望之隆，震撼中外。”
由此可见，道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根，不仅和山西晋南运城一带的尧舜禹文化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道教文化的根和源就在晋南，特别是运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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