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精神之道——繁华惊梦众说论晋商
精神坐标一：笃守诚信
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
信誉至上历来是商业经营的道德准则。晋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非常注重树立和维护自己的信誉形象，在市场交易中宁可亏本决不失信。
晋商乔致庸以“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作为其经商准则。日昇昌票号作为票号业的开山鼻祖，在其百余年的经营过程中，屡经波折，它的成长过程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探讨和反思的话题。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以信为本是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梁怀文在商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却成为人们永久仰慕和传颂的题材。他与票号东家不计前嫌，为日昇昌票号奔走呼救、患难与共、力挽狂澜的高贵品行在当时的局面下尤为难能可贵。
晋商笃守诚信在工商业界声誉极高。近代外交家，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对晋商作过中肯评价：中国商贾一向称道山陕商人，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心朴而实也”。1843年上海开埠后，中外客商云集，外国银行纷纷而来。到20世纪初，上海很快发展成为远东商贸、金融中心。票号、钱庄、外资银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势。起先，外国洋行要采买中国内地土特产品必依靠票号在全国的汇兑网络。因此，票号与钱庄、外国银行常发生一些业务往来关系。每个票号都和四五个基础牢固信誉好的钱庄订立往来合同，常把游资交给钱庄保管，需用时候随时提取。有时票号也将闲余款子存放外国银行。因此，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对晋商的信用给予这样的评价：“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可见，晋商的信誉为国外同行所称道。
正是由于晋商注重道德信誉，把诚信不欺作为商海取胜的秘诀，所以能在商帮林立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饮誉海内外。
董永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精神坐标二：创业精神
思想超前 勇于创业
按照传统观念，一般俊秀之士皆以科举及第、入仕当官最为荣耀，但明清山西地方风俗却重于经商。这种风俗的形成表明了山西人价值取向、价值观念的转变。山西商人席铭曾说：“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于世，仰岂为汗粒之偶，不能树基业于家哉！”他们理直气壮地把读书入仕立功名与货殖业利树基业相提并论。王现也以此训诫其子：“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可见山西商人认为商与士异业而同途，均属崇高之业，因而需要兢兢业业、尽心尽力。这在柳林县的《杨氏家谱》中也有极其精辟的阐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无论士为、农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教育人们商业同士农工一样，也是一种能够资以养生的事业，无所谓贵贱。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已经不再仅仅把经商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而是作为一项毕生的崇高事业来追求，作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必经之途来对待。正是这种价值观念使人们在冲破预想不到的困难去开辟广阔市场时得到了精神支柱，从而使山西经商之人子孙相继，绵延不绝。
根据现代经济学、管理学的观点，企业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的活力和精神，而能够把人的活力和精神调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企业焕发勃勃生机则取决于企业领袖人物的思想观念、眼界胆识和魄力。反观今天山西人和企业家，正是缺乏这种超前的思想眼界，从而使自己在既定的框架中不断自我封闭，在墨守成规中错失了发展机遇。
刘建生（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精神坐标三：创新精神
顺势而为成我大业
顺势而为是晋商成功的要素之一。晋商许多著名商号的成功经历也说明了善于抓住商机，灵活变通的重要性。
日昇昌有句发家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说的是战国的商人白圭创造的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办法，这句话代表了晋商的经营之道。日昇昌的创立者李大全、雷履泰正是适应了当时商号因运送现银的不便而产生的异地存兑的需求，果断地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由颜料铺的传统经营转而创立票号，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创立票号后，雷履泰及其继任者，又把汇兑业务由一般的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汇兑也由单一信汇逐步扩展到票汇、电汇等多种形式，电报在中国一产生，日昇昌就率先接受和推广。灵活经营使日昇昌票号不断壮大，各地分号多达35家。
另一家著名票号蔚泰厚的五联号也是在经营上采取了创新经营而成功的典范。五联号从一开始登上汇兑市场，就十分重视创新经营。过去，设有顺汇方式和逆汇方式，毛鸿翙统领五联号，利用倒汇形式，将贷款与汇兑结合起来，给客户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极大地便利了客户，业务日盛一日。五联号最先采用抵押贷款办法防范金融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成功的票号集团之一。与此同时，五联号采用电汇形式，采用得费贴期、得期贴费办法，并拓展国外市场，一系列办法使五联号经营业务后来居上。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和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创新。数百年前的晋商可谓得其真谛。
薛秀艳（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
精神坐标四：社会责任感
每逢危难挺身而出
清代，晋商进入鼎盛时期，当灾害发生之时，他们在赈济中期的作用更加重要。光绪三年，山西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晋商在这次的赈灾中表现得尤其显著。时至今日，在各地乡民中仍然流传着许多商人当年救荒救灾的故事：
面对这样的大灾，晋商中的一些巨富更是做出了许多赈灾义举。阳泉张氏家族的当家人张士林在父亲张大聘的支持下，主动捐银八百两，并劝本族张大亨与张敦秩分别捐银四百两和六百两，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榆次常家同样也有义举，先后捐输3万余金赈济灾民。介休侯氏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萌昌捐出1万两。介休冀氏家族冀以正“偕同昆弟，出金6万，赈助乡人”。祁县乔家乔致庸一人捐3.6万两，在县内捐赈最多，县志列为首位。这些巨富在这次大灾中捐出了大量的钱财赈济灾民。
还有比这些干巴的数字更为感人的事情。祁县乔家已年逾八旬的当家人乔致庸作出这样的决定：第一，家中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一律不许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足以维持生活的粮食，直到灾年过去；第三，在街上设锅施粥，而且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再现了这个情节，虽然有点艺术夸张，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为了顾及一些在平常过着小康日子在灾年难以放下面子去粥棚领取施舍的人家，希望这些有尊严的人能接受帮助，有些商人家族还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来赈灾。榆次常家在捐银3万两之后，又耗资3万两以工代赈修建了一座戏楼，附近的乡民只要能搬一块砖就可以管一顿饭，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楼也修了三年。
这就是光绪三年山西发生特大旱灾时，作为社会精英的晋商在这次的赈灾中所作出的义举。
清末民初，渐趋衰落的晋商也还是灾荒赈济的积极参与者。1920年，华北地区又遭旱灾，潞城周武村的李岱龄，家雄于资，为人豪侠好义，“救灾恤贫毫无吝色。於其村暨黄碾镇各设粥厂一所为时逾月，附近饥民全活无算”。
参与赈济已经成为晋商的一种普遍行为，正是通过对地方赈济的参与和支持，晋商不仅在乡民中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往往还能得到政府的奖励，使他们在赈济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跻身地方权势的愿望，并且进而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同时也强化了地方的赈济职能。
赵俊明（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来源：三晋都市报
晋公网安备 1401070207045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