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氵制）《五杂俎》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山西各地区商行实力、经营方向以及经营思想的不同，经营票号的多系平遥、祁县、太谷、介体商帮，经营商业的多为泽、潞、绛、太（平）、临等地商人。因此形成了以晋中渠、乔、王、曹等家族为代表的票号金融资本集团，以上党、晋南而又以绛、临、太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阵营中，各树一帜，称为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而太平（今襄汾）的尉、王、刘、杨家族，又是晋南绛太临帮中，在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和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头。其中尉、王两家是与清王朝寿命相始终的仕商结合型大家族，刘、杨两家是清末民初与列强资本主义人侵搏争而兴起的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是年收入高达千万两（元）白银的巨商，为中国商行创造了巨额商业财富。
二、晋商文化探源
文化是人类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缩印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作为晋文化整体组成部分的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唐叔虞受封唐候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这个“夏政”和“戎索”虽然是属于政治和经济政策范畴，但也为上层意识形态的晋唐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唐晋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规定的施政方针，因地制宜，根据唐地地处夏墟，需要适当保留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和世俗习惯的实际情况；和唐地境内民族杂居，应当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来分配牧地的具体环境，实行一套新的方针和政策：即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内和周边地区戎狄民族杂居，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实行的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晋国在这一具有独特内涵施政纲领的影响哺育下，孕育出有别于其他齐鲁等封国文化内涵的晋唐文化。
所谓晋唐文化，是唐文化的继续和伸延，即叔虞所施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并传之后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体系。它对于以周礼为核心，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来说，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这一文化特性，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
三、晋商文化的历史价值
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我们仍以太平（今襄汾县之原汾城的旧县称）四大商业家族的发展轨迹，来审视晋商文化生命力的几个方面。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地桩加封建行店的土财主。雍乾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板桥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此后尉家重视人才培养，延师办学，先后有尉泉、尉渊等20余人进入仕途，维持尉家至清末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还在两淮煮帐，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爵，乾隆敕建的“五福亭”在北京西门外，上有乾隆亲笔题写《香山九老诗序》。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亦兼容并蓄精神之在商界的体现。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渗入。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有识之土的爱国行为。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光绪乙亥科举人，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他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拥护维新变法，因屡试进土不第，由杨深秀推荐为刑部主事。庚子后，回山西结识巡抚胡聘之，继又赴日考察工商，立志回省振兴山西工商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任山西商会会长。笃敬利用乙亥举人声誉，山西商会会长职务，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一方面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并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以及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接替了渠本翘的职务，担任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为抵制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资金、智慧和心血。尤为值得大书特书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刘笃敬任山西商会会长时，积极参与由祁县巨商、山西票号领袖渠本翘，山西大学庶务长刘懋堂等发起的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白银250万两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山西工商界与列强的竞争，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上。而刘笃敬的名字也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载入桑梓史志，其机智锐敏，敢于求同存异，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资本主义侵略的业绩，将永垂史册。
四、自强不息的经营精神。历史进入清末民初，国事日非，外受列强侵略，内遭军阀割据，战祸兵贫，洋货泛滥，生产凋落，民生涂炭，工商破产，店号倒闭。恢复生产，安定社会，振兴工商业，既要解民生于倒悬，更要抵制外货之泛滥，即成为当时当务之急。据调查：二三十年代，晋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烟、洋煤油、洋火柴、洋丝线、洋纸张、洋咸盐以至洋画、洋书（新约全书）等洋货，几乎充斥市面，洋商、洋号，到处皆是。太平杨家在此时刻，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挺身而出。杨世堂是太平南赵人，其父、叔杨如锦、如玉、如芝在民初以长途贩运，以货易货，十年创业发家，在甘、青两省创设世字号——世诚祥、世家德、世诚和等商号。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号务后，目睹洋商用廉价大量收购西北皮、毛、棉、麦以及金、银、鹿茸、麝香、红花等土产和贵重药材，获取大量利润。世堂决意挽回利权，抵制洋货，立志要和洋商竞争。便抽出资金，派出经营能手，在津、沪、宁派驻庄号，以电讯与兰州、西宁通市，并与洋行代办协议挂钩，由洋行将巨款存入世字号，再由世字号以行市价格收货订货，收购牛皮、羊皮、羊肠、棉花、金银和药材，打包运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赚三五万到十余万银元。如此既可减少洋商低价套购西北特产的损失，世字号由此也获得利润，成为西北商界巨魁。杨世堂兴盛后，又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以数万银开办新绛火柴厂，又以巨额资金投入新绛大益纺纱厂，建立起晋南第一家股份制现代组织企业。太平杨家以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精神，经两代人十年奋斗，由以货易货的小商，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现代工业两个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太平尉、王、刘、杨四大商业家族，在兴旺发展时期，都能重视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荣誉价值，重视人才培养，敬业教育。尉家自乾隆时期受郑板桥的启发，开办私学，有21人进入仕途；王家七代28人当过清朝官员。他们是亦官亦商，以官护商，商官结合的商业家族。刘笃敬创办刘家私学，培养商号长徒。至解放前，仍培养大学生、留学生十余人，至今为祖国建设服务。杨世堂后代杨德铨是留美学生，任耀青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们之所以能在商业竞争中兴盛发展，是和他们重视培养人才分不开的。
太平四大商业家族，都有兴盛发达的光荣历史，也有其盛衰的文化积淀，除了历史的种种因素外，封建的落后的经营方式，不合时代发展节拍、违背时代潮流的商业性质，最终导致他们的失败及其自身的灭亡。然而，晋商文化的历史光彩，仍然焕发着创造力。
本文作者：邱文选，摘自《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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