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经营经验、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是晋商在经商立业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晋商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晋商”在商界称雄五百年,出现于古代晋国时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到明代中叶,山西商人在地缘、血缘、姻缘家族集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清朝乾隆末年,出现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晋商经营的盐、铁、棉、布、皮毛、丝绸、茶叶、金融等商品,遍及全国各地并远涉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尤其是山西票号商人创造出繁荣与辉煌的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那么,山西为何没有沿着原有的路径发展、创新,而是逐渐衰败呢?究其原因,除了商业经营本身的高风险和其他外在因素之外,本文试图发掘晋商文化中内在的消极因素。 

　　缺乏竞争的文化 

　　晋商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又通过与外来文化碰撞,以山西黄土文化为基础,消化融合形成山西独特的“廉商诚贾”的晋商文化。因此晋商文化以晋商的商业道德为基础,遵循敬事而信的原则,既有敬业的精神,又有诚信的品格。“诚信”是晋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义制利”是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 
　　山西商人正是本着“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的经营理念,“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重视商誉,而且谨慎经商,不敢冒风险。票号的存款主要是税款军饷等公款或贵族官僚的私蓄,放款对象以钱庄和少数大商号为主,而且放款对象一般都要在详细调查对方资产、用款目的、还款能力、财东情况等基础上,才决定放款与否。有的票号对用款户透支数额还作了明确规定:上上等户不得超过3万两;上等户不得超过5千至1万两;中等户不得超过3千两;下等户则不与之交往。一旦时局动荡,贵族官僚提款,票号不敢拖欠,但贷给钱庄和商号的款项却成为呆账。正是因为晋商缺乏竞争意识,不能主动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过时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法,导致在列强入侵,残酷竞争的新环境之下,他们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而东部地区,实力远不如票号的钱庄业具备竞争意识和竞争思维,他们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商业,业务活动也主要为商业服务,从而在竞争中顺利转型,实现金融成长。 

　　缺乏创新的文化氛围 

　　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商人发家的三步曲:“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在资本微薄的条件下,要做生意只能靠勤力劳作,这就要求山西商人必须保持艰苦创业、勤劳俭朴的精神。正当徽商以沿江、沿运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默默地走西口、穿草原、越沙漠,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贸易。到第二步“少有斗智”, 在资本有一定积累的条件下,商人要想与人相对而争利,必须精敏有心计,靠策略制胜,“富者必用奇胜”。到第三步“既饶争时”,在资本自我积累达到富裕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应当尽量减少外来的强制干预,抓住时机,谋求创新,谋求自我发展。 
　　但是,山西商人在经营获利之后,缺乏创新意识,知足常乐,取而散之。晋商开始赚得的钱财主要是捐输助饷;购地置产;办学赈济;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作为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开支;奢侈消费。后来少数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投向铅矿、曲枋、池盐、植棉,以至机器采矿业,实现了商品经营资本(如茶庄、布庄、绸缎庄、颜料庄等)和货币经营资本(如当铺、帐庄、钱庄、票号)相互渗透、混合生长,首开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相结合之先河。但是后者只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因为当时产业利润低、商业利润高,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认知危机 

　　山西地理位置处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谨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少数民族骁勇豪放,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创的特征。优越的地理环境为山西经济、金融发展提供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海运技术的发展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山西省的区位优势逐渐丧失,而濒临海洋的东部地区逐步显示出其生命力。 
　　自从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以来,中国的被迫对外开放为沿海地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金融中心,浙江省成为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省份。省城杭州,钱铺较多;宁、绍等地钱庄业在清代已有很大的规模,它们在上海的实力也很强,被称为宁波帮或宁绍帮。从地理上看,宁绍平原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拥有相对高的经济开放度,广泛吸纳外来资金,金融增长迅速。而封闭的山西商人固步自封于传统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上,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又盲目自大,没有认识到山西商人的商品意识、金融意识远落后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孕育出大批对环境扰动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型金融人才。在清政府垮台前,山西商人未能认清银行发展的大趋势,不能顺应潮流,做出恰当的选择,这样山西票号坐失了最后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同时民众对清政府的腐败产生制度上的不信任,挤兑时有发生。在面临金融风险时,山西票号又没有认识到独立的金融人格才是促进金融创新和实现金融发展的根本保证,最终随清王朝的垮台而衰败。而东部的钱庄业在面临挤兑风潮时,为了维护银行声誉而与民国政府的停兑令展开抗争,终于扭转大局。 

　　缺乏独立的商业人格 

　　我国封建王朝从春秋战国至明清三千年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为官入士最为荣耀,“贵农抑商”,孟子称商人为“贱大夫”,形成“士、农、工、商”的择业之道。而山西地理位置从未远离过都城或京城,山西商人也从未远离过政治,他们认为行贾可习儒,仕可不失贾业。榆次常氏家族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但从不绝于科举。就在山西商人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实力和势力时,他们认为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是做官或傍官,如明代扬州盐商,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入清后,山西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特殊的相互结托关系。山西票号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山西票号还为一些人代办代垫捐纳官职。咸丰时,清政府为筹集军饷,大开捐纳鬻官之门,规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击、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实官和虚衔。山西票号乘机居间揽办,对捐官者票号予以保守秘密,而票号也得到了官僚的庇护。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甚至还为封建官吏窝藏赃款。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使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也就是说,山西票号的繁荣有相当的成分是靠官商勾结以腐败的手段得来的,而政府的强制干预和压榨,使票号制度的演化发生扭曲,导致山西商人丧失了金融自主性,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商人,为他们的全面溃败留下了隐患。而东部钱庄基本割断了与清政府的直接关系,可以沿着自发的路径演化,经理们个人可以拍板,迅速做出决定,其金融人格日趋完善。 

　　人治传统 

　　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明清山西商人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唯贤是举。晋商在开业时选择最著信义的优秀人才为经理,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但是山西票号东家将一切经营活动、人事管理、资金运用,委托经理、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概不干预。如果遇到亏损,只要不是经理人为的失职,东家并不会责怪,反而补充资金,期待来年有所转机。这种东家与经理、掌柜之间的委托经营关系是建立在信赖与忠诚的基础上,以经济利益关系为纽带,体现了企业内部“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晋商文化。可是事实上在票号内部大掌柜对东家仅凭忠诚、信任等道德感来经营管理,没有规则、制度来约束,在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又无内部的企业民主,更没有监督机制的条件下,经理、掌柜的道德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样决策失误在所难免。 
　　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普通员工在学徒期间,不给工资,学徒期满后,长时期工资一年只有几两,或一二十两白银,加薪更是漫长。由于一个人会经历不同类型的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各不相同,他们的看法和满意程度不同,僵化的、单一的“顶身股”激励方法是不会奏效的。因为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自尊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层次。一种层次被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逐步显示其重要性。金钱刺激的重要性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而降低。即一个人在衣食住行得以满足后,便开始追求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安全需求。中层的需求具有社会性,处在该层次的人寻求的是属于工作团体和家庭。但是票号严苛的号规规定号内职工从掌柜起,均为三年方可回家探亲一次(若路远者,比如东三省、蒙古、新疆等地为五年一次),称为班期,可住家半年。号内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经总号不能直接回家和寄物,也不准写信等等;如果职员因经济账目问题被开除,其他商号一概不录用。号规的约束只能引起防卫性行为,不能产生激励效用。工作中的成就感和对工作的精通属于自尊的需求,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欲望。这种需求是一个人在运用自己的能力方面,想使自己最大发挥潜能。可是普通员工对号事没有发言权,经理、掌柜很少通过观察、交往和对下属的倾听,了解普通员工的期望,对反映普通员工需求和期望或抱怨重视不够或根本不重视。普通员工即使得到金钱需求满足,他们的社会、自尊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这样票号缺乏有效的沟通途径,经理、掌柜与普通员工和协团结的群体精神发挥得不够,导致员工敬业精神降低,对组织的忠诚度降低,许多员工疏远了与票号保持亲密的关系,团体的凝聚力随之降低。 
　　总之,出现了认知危机,又缺乏竞争的文化、创新的文化氛围、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良好的监督、激励机制,一个良好的初始条件也不能保证事物沿着良好的路径演化。晋商的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合力的综合结果。但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外来因素的侵入,无一不对晋商的演进发生影响。这些因素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促共进的。晋商的衰亡就在于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晋商文化的消极因素贯穿到经营和组织管理之中,使晋商文化成为其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灵魂。

　　参考资料: 
　　1.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 
　　2.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3.葛贤惠,商路漫漫五百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4.金雪军、田霖,金融地理学视角下区域金融成长差异的案例研究,金融与保险,2004.9

                                                                                           
 摘自：《商业时代》2005年14期　作者：贾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