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商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晋商
晋商能够获取巨大的成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勤俭、诚实、守信等。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端于孔孟的儒家学说，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引导，他们最终选择了儒家文化。儒文化不同于道家哲学的顺其自然或是无为而治，儒文化强调个人做出一番事业，同时儒文化更注重“家庭观念”，注重商人诚信。
“家庭”在晋商的处事行为中显得非常重要，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父辈与晚辈的关系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父辈对晚辈是绝对有权威的。可以说，儒家早已把对父辈的绝对服从的观念灌输给了千万个传统的家庭。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对于自己的地位私毫不敢懈怠和含糊，对于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更是心中有数。他必须积极进取，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儒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论是宗师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在积极汲取儒文化精神上的养分。在明清时期，没有哪一种文化能比儒文化的影响更大。儒文化在强调勤俭的同时，便是诚信了。范仲淹以为“惟不欺二字，可终身行之”，司马光解释：“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则一也。”“致”“诚”之道必须自“不妄语人”即“不欺”始，经过长久的修养，一个人才能达到“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有余地”的境界。“诚”与“不欺”上通“天之道”，这为此时的道德找到了宗教性的超越根据。儒家思想的长期宣说，把这些观念深深印刻在商人心中，所以商人对诚信二字的重视已是顺理成章的事。
诚信大于天
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出现了。据《国路·晋语》记载，晋文公时，山西的榆次、安邑（今运城）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秦汉时代，山西太原、平遥、汾阳、临汾、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城镇。《马可波罗行记》说，当时元朝的“太原到平阳（今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到了明朝，平阳、泽州（今长治、晋城）富豪甲天下，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其秘决之一就是诚信经营。
诚信是晋商的价值核心，也是他们的商魂。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司马光说：“诚者天下之道。”他们都把诚信视为人的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令他们立即全部倾倒重装。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饭的老太太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这张汇票历时30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藏在身上，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唯一的遗物夹袄时无意中摸到这张汇票。从此日升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声名大振。日升昌票号始终认为：“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能够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
我们现在提倡的是以法治国。法律是规制社会生活的底线，不道德的商业现象对正常的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干扰和破坏。国家不得不把本该是道德范畴的“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写入了民法，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将受到民事法律的制裁。晋商在法律文化缺失的年代，靠诚信铸造了举世惊叹的辉煌。
缺乏诚信是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不诚无信不仅仅是个别人，个别企业的现象，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在急切地呼唤诚信的回归。诚信作为个人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诚信作为社会准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诚信大于天。
和谐理念融入商业实践
晋商另外一个成功的经营之道就是把和谐的理念融入商业实践，高度重视各方面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
和谐就是协调、和缓、谦和、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之意。晋商的和谐经营之道为他们带来了滚滚财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说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晋商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事”以诚待人，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实行了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经理）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这就是晋商的用人而不疑人。只有不疑人才能产生很好的和谐效应。
博大宽厚和谐的经营胸怀，使晋商这个群体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有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晋商这种商帮和谐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明代晋商李明性说：“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的聪明和智慧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在现代企业中，企业主和员工都要达到同一个目标——共同富裕，这样才能和谐相处，达到和谐管理的效果。如果企业主违背这一目标，只顾自己赚暴利而不顾员工的死活，那么就会发生矛盾、冲突，发生严重的“不和谐”事件。所以，和谐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得最优效果。两者完全可以统一，和谐管理是科学管理的文化内涵，属于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束语
晋商，作为一段历史，她已经翻过去了。晋商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和回味。晋商的诚信观念，晋商的儒学精神、和谐理念、强者意识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学习和效仿的。
明清时期，政府对于商业活动并不是十分的鼓励和支持，晋商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靠自力自强、含辛茹苦寻找一切机会，把最强的坚韧性和最大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灵活、善于和政府打交道的公共关系能力逐渐变为他们的文化核心，他们不仅仅诚信，他们还有战胜强者、战胜一切的能力。
在今天看来，晋商的精神，晋商所创造的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的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得“晋商”这一商人自发组织而成的商业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史，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素养。在瞬息万变、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晋商的这些精神和文化，汲取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想象力，他们面对世界的能力，谱写出我们新晋商光辉灿烂的篇章。
本文来源：《山西日报》；本文作者：刘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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