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同镇在明代历史上的地位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随后，军事进攻的目标直指中原。元顺帝在明军的压力之下，主动退出京师，撤回塞北，元朝灭亡。次年，明军攻大同，元朝大同守将亦不战而逃，大同从此归属明朝。
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但军事力量因主动撤回塞北而得以保存，给明王朝留下了严重的边患，“终明之世，(北部)边防甚重”。[1](卷91，P2235)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在北方边境先后设置了“九边”重镇。
大同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称镇，[2]属于早期设置的“九边”之一，决非偶然。明时，阴山和黄河天险已非所属。加之永乐初，在兴和卫已经废弃的情况下，大宁都司和东胜卫又先后内徙，整个防线向南推移数百里，这样大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边防一线。其次，大同战略地位重要，它“东连上谷，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归京师之藩屏”，[3](卷44，P1833)成为通向内地的咽喉要道。再次，大同以北“四望平衍，寇至无可御”，[1](卷200，P5287)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大同易受攻击。第四，自洪武朝对蒙古贵族实行招抚政策以来，大同便成为蒙古贵族前往北京进行官方贸易的通道。
正因如此，大同自称镇伊始，一方面肩负起“拱卫神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史载，明初常在大同驻牧的有哈喇真、哈连二部，两部兵力约五万，扰边无常。(据《九边考捷录》，河北大学馆藏旧抄残本。)此后，随着鞑靼与瓦剌各大部的交迭兴起，大同又受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冲击。
瓦剌于英宗正统年间军事力量达到空前强盛时期，遂于正统十四年(1449)发动对明朝的攻击。七月十五日，大同守将战殁于阳和，边军多逃匿，大同所属诸堡依次陷没。羽书飞至京师，英宗在宦官王振的唆使下率兵亲征，但很快于土木堡丧师被俘。瓦剌军统帅也先挟持英宗，继续深入内地。
此时，大同镇“军士多战死，城门昼闭，人心汹汹”。[1](卷173，P4618)参将郭登于关键时刻激励将士，修缮兵甲，并于当地实行招募，充实兵源，坚城备战。也先见以英宗为质、欲下大同的计划不能实现，便转攻白羊口，逼近京师，不想在北京亦受挫，遂又转而于景泰元年三、四、五、八月频频攻大同。这当然是也先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攻下大同，迂回到北京侧背，仍不失为图取之的一个方案，史载：“也先欲取大同为巢穴，故数来攻。”[1](卷173，P4619)朝廷此时出于对大同地位的清醒认识，战时政策即包括了景泰元年二月以石亨率军三万出巡大同。这样，大同守军与瓦剌军队之间对抗达一年，大小数十战，很少败北。特别是栲栳山(今山西阳高县)一役，郭登以骑兵八百破对方数千，“为一时战功第一”。[4](卷33，P486)大同官兵出色的表现，加重了明军对也先的打击力度，加速了瓦剌军队的撤离。
此次兵火之后，明朝中央积极在大同强化边备。景泰二年十月，“复修宣、大外边城堡”。[5](卷75，P1466)后来经过郭登的经营，大同“马至五千，精卒数万，屹然成巨镇”。[1](卷173，P4620)而在同瓦剌的交战中，大同守军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伍编制，将士兵五人一伍，十伍一队，十队统领于一都指挥，并配合以战车火器等，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大同可谓兵利城坚。
英宗天顺间，蒙古诸部进入河套，从此河套关中一带成了重灾区，而以大同距离之近，自然不能清静，所谓：“(诸部)出套则寇宣、大三关，以震畿辅。”[5](卷63，P1222)而世宗嘉靖初，蒙古军事力量逐渐深入到山西三关一带，明王朝开始经营太原镇，而以大同与之关系唇齿，遂和太原镇之间应援协防。但由于明朝边政腐败，“大同之境时被侵犯”，“势难他及”。[5](卷63，P1220)特别是弘治后期，达延汗的蒙古各部暂时统一起来，对明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其后继者俺答于嘉靖中期更是频繁进攻。[6](P632-633)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下令罢各边马市后，双方无年不大战。而“庚戌之变”前夕，大同镇方面更加不堪，“不闻发一矢、交一锋，使用长驱深入，如蹈无人之境，至令旁观之士，窃相诟笑”。[7](卷246，P2580)这是明朝政治腐败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明世宗本人、内阁大臣和边将对此都难辞其咎。总督翁万达、巡抚詹荣等修葺大同长城边堡后，再“无能添一掊土”。[8]宣大总督王崇古在一次上疏中言，九边实际上已是“有险不修，有边不守”，“养兵不战，督兵无略”。[7](卷318，p3384)加以明朝政府对边境互市的认识也并不明确，边将往往不知所计，“官兵不能防御，惟平日专恃马市，全不提防”。[9](卷7)而对于不负责任的将领来说，更是找到了一个消极的借口，大将军仇鸾“恃通市，不为戍守”，大同巡抚何思“亦以通市故，禁边军，敢拒杀者抵死”。[9](卷7)嘉靖中期以后，蒙古骑兵几乎年年突破边防，深入大同邻近的浑源、怀仁、朔州等地，大同也屡屡损兵折将。嘉靖四十一年后，俺答的进攻重点转向蓟镇和山西，“盖缘宣、大二镇，萧条之甚，无可劫掠”。到穆宗隆庆初年，大同在蒙古眼中，更成了“兵弱，可以逞”[1](卷327，P8486)的好地方。连年烽火下的大同镇，可谓疲惫已极。
隆庆四年，出现了转折性的“俺答封贡”，于是双方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局面，明朝在大同开市贸易。
崇祯年间，明朝统治的腐败综合症大爆发，党争、边患、民变、财政，无一事可收拾。大同边军参加对农民军的征剿，边镇固有矛盾激化了，一部分将领开始脱离明政府。1644年初，大同总兵姜向李自成农民军投诚，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纵观明代历史，大同自属于明朝的第一天起，就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明朝早期，政治修明，边备肃然，大同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屏卫着内地及京师的安全。中后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大同已不能充分按明朝君臣的设想去发挥作用，而内政的腐败是这一切原因的总领。官员不思效力，将领任非其人，边兵多被占役。边镇积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大同镇的防务
明代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是由边墙以及沿线的堡、城、墩、堠等组成，着眼于防守、侦察和战斗的全面结合。据《云中郡志》载，大同镇“外拒守必得长城，长城必有台以利旁击，台必置屋以处戍卒，近城必筑堡以休伏兵，城下数留暗门以便出哨”。[9](卷7)
大同镇所属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省天镇县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省偏关县东北)。它的修建基本贯穿于整个明代，其中永乐一朝首开大同镇长城的修建，《明史》记载：“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卷91，P2235)
其后景泰和成化年间都有修建，但大部分的防御工事修筑于世宗嘉靖年间，翟鹏、詹荣、翁万达、周尚文、杨博等在任期都有规模不小的修建活动。而“隆庆和议”特别是张居正殁后，朝廷上很少有人再关心边事，边墙逐渐严重废弃，直至明末。
大同一镇沿长城驻兵，驻兵单位，计其兵力多寡，依次为：堡、城、标营、路、营，现统计如下表：①
表1大同镇驻兵情况一览表
驻兵单位驻兵数量(名)人员组成举例堡101操守1，守兵100。乃河堡、败虎堡城201守备1，马战兵12，步战兵8，守兵180，马12匹，站骡40头。聚落城守备1，守兵夫站军200，骡40头。高山城守备1，守兵200。山阴城标营201中军守备1，马战兵120，步战兵80，马120匹。阳和道标营、分守道标营路302参将1，中军守备1，马战兵90，步战兵60，守兵150，马90匹。威远路、新平路营1 002副将1，中军守备1，马战兵490，步战兵332，守兵178，马490匹。左协营、右协营
（此表据《云中郡志》卷七统计而得）
至于大同一镇的军事编制，则随着时间与形势的不同而有所损益，据成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明会典》载：
1：文臣方面：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巡抚大同地方、赞理军务一员。分巡冀北道一员，阳和兵备一员，分守冀北道一员，左卫兵备一员。
2：武将方面：镇守总兵一名，协守副总兵一名。分守九名，游击将军二名，坐营中军官二名，守备三十九名。
关于大同镇的兵马数额，据嘉靖间进士霍冀统计：“本镇原额马步官军十三万五千七百七十八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军八万三千八百一十五员名。原额马五万一千六百五十四匹，除节年倒失外，实在马二万三千一百七十七匹。”[10](P147)这和《明会典》的数据出入不大。这样的兵马数额列九边前茅，也表明了它在九边中的地位。
三、大同镇的军需供应及管理
明初，军屯是边军乃至全国卫所军队军需供应的重要来源，其次辅之以民运和商运。军屯对于明初军队的建设无疑有重要意义，“军之食，军自给之，边储之所运，军需之所征，供于民者无几”。[11](卷42，P849)但军屯不久便显示出了不适应性，边军忙于戎马，无暇耕作，西北地区的高寒使屯田产量极不理想，因此“自正统后，屯政稍驰。……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官军占夺，法尽坏”。[1](卷77，P1885)在这种情况下，边军依然要交纳剥削很重的“屯田子粒”，导致屯丁大量逃亡，军屯日益衰微。而商屯也由于权豪势要的包办行为，加之政府屡屡增加纳粮数量和滥发盐引，使商人多不得实惠，商屯也逐渐破坏。于是“坐派”即民运就成了军需供应的主要来源。据史料载，大同原额粮饷为屯粮513 904石、民运418 860石。而到嘉靖初年，则屯粮为124 600石，民运为586 475石。民运由明初的少于屯粮而变为几近屯粮的五倍。[12](P8)
对于民运，明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在户部的主持下，地方与边区直接发生联系。“凡军马去处，所需钱粮等项，户部必先查考某处蓄积有余，某处岁用不足，量其水陆路程，地理难易，计其人夫多寡，明白具奏，差官于粮多处所，拨运缺粮卫分支用”。[13](卷28)大体上说，大同镇的粮饷主要坐派山西、河南，此外，山东、北直隶和浙江苏常、京通二仓、宣府、易州以及大同府所属各县的民运粮，也都和大同镇的供给有关系。由此可见，由于明朝的财赋中心在东南，以及交通条件的限制，使得大同一镇的补给错综而复杂，竟由十余个不同的地区和单位负责。
关于民运的内容，据《明会典》载，“国初止纳粮草”，[13](卷28)即所说的“本色”。实际上，江南等地的折色征收布匹等军需物资也存在。这种情况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白银频繁流通；另一方面，民运运输不便，况民粮有丰有欠，不一定能如数交纳；再加上军屯、商屯依次被破坏，九边的客兵和募兵以银两支付，深刻影响了边军传统的支粮方式。成化十一年，“大同坐派到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处的粮料，令折银征收”。[13](卷28)其后虽有变化，但迄明末，基本都以银两的方式支付九边费用。“京运”年例发生后，在九边费用支付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大。据万历重修《明会典》卷28载：大同镇原京运年例银50 000两；万历年间，主兵京运年例269 638两，客兵181 000两。
出现如此爆炸式增速，原因之一为：“边庭交事之费渐繁……，屯田十亏其七八，盐法十亏其四五，民运十甫其二三，悉以年例补之。在各边则士马不如于昔，而所费则几倍于先。”[14](卷15，隆庆元年十二月戊戌)如果再深一层看，所谓“几倍于先”是因为大量逃亡的士兵“人去额存”，冒支粮饷，而召募一事也被证明是边将们侵吞和上下其手的好机会，导致朝廷的支出象滚雪球般越来越大。边政腐败，这才是“京运”银飞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大同所谓的“京运”实际上在某些时候包括“京师”、宣府、山西等三部分的饷银，附有地方补给的色彩。因而一旦地方财力不足，就会导致饷银拖欠。另外，同其它边镇一样，大同分主、客兵，而主、客兵由于实际情况不同，补给内容和供应量不同，造成了主、客兵饷银的不一致。
既然大同镇的耗费如此之大，明廷当然对其会计尽量严密管理，这在中央也是总理于户部这个最高的钱粮管理机构，但在地方、在本镇，却很复杂。
守巡官对大同镇的财务出纳实行严格控制，“只许军门赏功修城器械等用，不许别项花费”，[13](卷28)并且朝廷要差专人(起初为科道官，三年一次)盘查。
大同镇财务管理的核心在于钱粮。起初是由最高职务的文臣%%抚按官来负总责，抚按官再“委各该守巡官管理出纳”。[13](卷28)后来朝廷专门设派出机构———管粮郎中，来督理边镇的粮饷，于是管粮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嘉靖二十九年(1550)，朝廷题准令大同镇的钱粮由“守巡道召买，管粮郎中稽查奸弊”。[13](卷28)嘉靖三十一年(1552)，又令管粮郎中遇召买粮料草束，会同巡抚共同负责开列清单，然后责成各路按季注销，如果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则将主要追究管粮通判的责任。后来又将管粮通判专门隶属于管粮郎中，抚按官不得差委，并且一应兴革稽查，可以会同巡抚施行。
对于大同镇来说，固然每年都要会计岁运钱粮总数，但地方上实际完缴情况却又是另一回事。针对这种情况，大同镇专门设分守参议，每年4月份离开大同镇，前往州县催督需上缴的钱粮，10月份回镇，年终将完欠的钱粮数目造册送交户部。
然而，终明一代，在九边军队的管理上弊端百出，到后来更是积重难返，无论主兵、客兵，还是募兵、土兵，朝廷都已经无法准确把握军兵的人员数额，加之权豪将领的侵贪克扣，相沿成习，朝廷想理清本已复杂的边镇钱饷，已成为根本不可能之事。中央职能部门竭力将边镇的钱粮纳入监视之下，随时随事或改变制度，或添设部门，但都无济于事。以大同来说，耗费“日益月增，太仓银不足供一镇”。[1](卷194，P5150)中央财政不支，势必导致大同镇的供给更加混乱，以致大同土兵的“岁饷万二千石，兵自征之，民不胜扰”。[1](卷220，P5798)
综观有明一代的历史，不论前期的强盛，还是后期的孱弱，大同镇都发挥着屏藩京师、保卫内地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的作用。终明一世，大同兵将战死者颇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明代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不能不说以大同为代表的边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明、蒙双方的互市地点，大同镇对彼此的经济交流，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大同镇处于明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不能不受其消极一面的影响，当明朝的军事制度不再适应时代时，当明代政治一天天衰败下去时，大同镇也就逐渐不如往昔。在这个意义上，大同镇可谓是明代军事的缩影和明代政治的晴雨表。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韦占彬。明代“九边”设置时间辨析[J]。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2002，(3)。
[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台北：台湾洪氏出版社，1981。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清]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6][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7][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明]郑洛。抚夷经略[A]。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9][清]胡文烨。云中郡志[M]。清顺治九年刻本。
[10][明]霍冀。九边图说[M]。明隆庆三年刊本。
[1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12]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明]申时行。明会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
[14]明穆宗实录[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本文来源：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06.7；本文作者：张国勇(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晋公网安备 1401070207045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