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因煤矿停产而赋闲在家三个月的钟律，又回到了他在太原东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东山煤矿）的工作岗位上。

这是36岁的钟律，在这家山西省省属骨干煤炭企业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从2005年进入东山煤矿开始，这位一线采煤工人经历了中国煤炭业“黄金十年”发展期的大部分时间。

2003年-2012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带来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中国的煤炭产量以年均超10%的增长率，从15.5亿吨增长到39.5亿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中国煤炭企业百强榜单显示，2013年煤企百强的营收逾4.17万亿元，2003年仅为2760亿元。十年间，中国煤炭企业的营收规模增长超15倍。

作为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标志之一，2008年7月，有着全国煤炭价格“晴雨表”之称的秦皇岛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连涨十周突千元关口吨价，至1060元/吨。

“当时煤价高、企业效益好，我的月收入有八千多元。”钟律说，“虽然工作辛苦但生活得很不错。”

但好日子并不如钟律预想得持久。煤价的高低直接左右着煤企的盈亏，煤企的经营状况又决定了职工的待遇。在中国煤炭业“黄金十年”的快速发展期结束后，产能过剩、需求减少的矛盾开始影响市场。

中国煤炭业在201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12年1月初，秦皇岛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797元/吨；7月末，价格急跌，报收于626元/吨。

截至2015年末，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单边下跌至370元/吨，较年初跌30%。煤炭价格下跌的同时，煤企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

钟律的收入也跟随着走低的煤价，一同“下坠”。多位东山煤矿的员工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在2015年的多数时间，一线矿工每月只发保障工资1500元，二线员工每月1200元-1300元，三线员工每月1000元，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5年11月4日，四川最大的民营煤炭生产企业恒鼎实业（01393.HK）1.83亿美元公司债违约，成为国内煤炭行业首单债务违约。

钟律回想当时的情境称，自己心里也没底。“那时听说下一年（2016年）煤炭行业会更遭。”

集成期货煤炭行业研究员邓舜在去年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煤炭市场还有继续下行的风险，银行对煤炭企业的贷款变得谨慎，更多的煤企进入了“借债、还债，借更多的债、还更多债”以维持运行的恶性循环，债务违约风险激增。

进入2016年，尽管煤价在前两个季度稳步回升，但涨幅波动比并不大。

包括山西焦煤集团在内的七大煤企，还面临着超过一万亿元的总债务。今年7月，“一煤独大”的山西省，罕有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进京路演推介。山西省副省长王一新带领该省七大国有煤炭企业和两家民营煤炭企业在北京金融街举行推介会，寻求投资以缓解压力。这在中国煤炭发展历史上也不多见。王一新在会上承诺，省政府和国资委将建立必要机制，确保该省煤炭企业的融资不违约。

就在市场普遍看衰煤炭行业，山西政府为煤企站台寻求投资时，一度在全球表现垫底的大宗商品，煤炭价格意外地出现了强势反攻。

与过去五年中大部分时间煤价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月末，秦皇岛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报414元/吨，较5月初上涨6.4%；较1月涨幅为11.6%。

从7月末至11月初，煤价以月均超过50元/吨的幅度上涨。截至11月2日，秦皇岛环渤海5500大卡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607元/吨，连续十八期上涨，刷新年内最高纪录。该价格较1月上涨了63.6%，反弹至2013年6月的水平；焦煤、焦炭价格同样一路飙升，涨幅突破200%。

“煤炭行业自身以及下游工业、房地产的‘去库存’拉动了煤炭需求的上涨，这为煤价回升创造了一定空间。”中宇资讯煤炭行业分析师王秋立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但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面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煤价非理性的突然飙升让市场感到颇为意外。”

在邓舜看来，2016年煤价的快速上涨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中国煤炭业在经历“黄金十年”之后，行业进入去库存、优化结构的调整期，整体库存正在减少。加上2015年煤价过低，市场悲观情绪进一步限制了煤企的生产积极性，在去库存和产量减少的双重作用下，煤价有了回升的基础。

中国政府推出的供给侧、消费侧改革提振了煤炭市场。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减低工业和房地产库存的工作任务，“一系列政策的落地执行，刺激了下游用户的需求。”他说。

今年2月5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下称“7号文”）。“7号文”提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煤炭产能的基础上，2016年完成2.5亿吨煤炭产能退出，用3-5年的时间完成煤炭行业退出产能、减量重组共10亿吨。

“7号文”还要求，从2016年起，全国所有煤矿产量不再按照330个工作日实施，按全年276个工作日的产能储备制实施生产，这相当于下调了原年产量的16%。

“中国煤炭业在‘去产能’的同时，产量逐步下降。”邓舜说，“一些偶然因素也促成了今年下半年煤价的疯涨。”

例如今年3月23日的同煤矿难。“意外事故的发生加速了供给侧改革的执行力度。”邓舜说。此外，中国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增加了空调使用，7、8月用电量大增，使得在电力结构中占比70%的火电厂对煤炭的需求大幅增加，推升了煤价。

在焦煤市场，《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钢铁市场的升温以及亚洲钢铁价格的不断上涨，为用焦煤炼钢的钢企创造了更多可用于补充原材料库存的现金，中国在今年经历了严重洪灾，对受损基础设施和建筑物的重建、整修也带来更多钢铁需求。

大宗商品资讯机构中宇资讯煤炭分析师关大利则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276个工作日的限产政策是本轮煤价上涨的关键因素。今年4月和5月，山西、内蒙和陕西陆续执行了该政策，山西省的产量收缩占全国原煤产量的约2%。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中国原煤累计产量约为27.39亿吨，同比下降了10.7%。

“今年夏天煤炭需求快速上涨，此前关停的部分产能无法快速展开生产，使得资源进行了错配，煤价快速上涨。”关大利说。

受益于煤价的狂飙行情，2016前三季度煤炭上市公司业绩显著改善。中信建投证券的研报显示，因三季度煤炭价格大涨，27家煤炭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198亿元，同比大涨144%。其中，中国神华（601088.SH）前9月的营业收入约为1314亿元，净利润约166亿元。

刨除对行业影响较大的中国神华，其余26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合计实现净利润25亿元，同比大幅扭亏。

尽管煤企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但煤价涨势并未助山西煤企走出困境。今年前三季度，山西七大煤炭集团仍身陷负债的泥潭，该省煤炭行业仍处于净亏损状态。另据中新社报道，山西省统计局称，2016年前三季度，山西省煤炭工业盈亏相抵后的净亏损为76.4亿元，受三季度煤炭价格上涨带动，较上半年减亏9.2亿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邢雷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受益于煤价快速上涨，今年最后一季度煤企的盈利状况会更好一些，“但许多企业都将利润交给了银行还贷，”他说，“债务还是他们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正努力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加上行业走势并不明朗，煤企的发债并没有因为煤价行情上涨而变得容易。”邢雷说，“国家已经出台政策，鼓励煤炭企业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是解决煤企债务的方式之一。”

煤炭价格的快速上涨使煤企盈利提升的同时，也导致了下游用户的用煤成本增加。火电企业的业绩因自身市场需求不足、燃料成本上涨而利润骤减，煤电矛盾再次凸显。

11月22日，在“十三五”电力发展机遇与挑战专家讨论会上，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部副主任张琳表示，从今年9月开始，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利润由正转负，相比去年同期盈利64亿元，已转变为亏损3亿元；10月，五大发电集团煤电板块的亏损进一步扩大至26亿元。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袁家海给出的数据显示，今年下半年，随着煤炭价格上升，煤电企业生产成本平均上升了0.04元-0.06元/千瓦时。

另据《中国经营报》报道，11月末，华能、华电、大唐以及国电在内的四大电力央企，以电煤价格超出企业成本为由，联合向陕西省政府提交了报告，希望政府上调电价。

某火电厂浙江分公司一位高管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煤价变动对火电企业的影响很大，2015年末煤价低得不正常，今年煤价的过快上涨也不正常。“只有煤价回归到合理价位，才能使煤电双方都受益。”

一边要坚定执行去产能政策，一边又要稳定市场。9月8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委，召集神华、中煤、华电等10家企业召开首次会议，启动了抑制煤价过快上涨的预案。此后，为抑制煤价快速上涨，发改委连续针对煤炭供需形势召开了七次会议，出台多项政策稳定煤价。

政策之一是在10月1日-12月31日间，将全国煤炭作业时间从之前的276个工作日释放至在276-330个工作日之间。此外，还要求有关地区、部门和企业进一步加快签订中长期合同，建立煤炭行业平稳发展的长效机制。

11月8日，神华集团、中煤集团与华电集团、国家电投集团签订了电煤中长期合同，确定了5500大卡动力煤基础价为535元/吨，后续将参照市场变化相应调整。截至12月1日，已有15家大型煤企与下游企业签订了2017年中长期合同。

在发改委的强力调控下，煤价连涨趋势被遏制。11月9日公布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606元/吨，环比下行1元/吨，结束了此前连续十八期上涨的局面。截至12月14日，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595元/吨，环比下行3元/吨，已连续六期下行。

邓舜认为，当煤炭价格处于高位时，解决火电的亏损可以通过提高电价或降低煤炭价格的方法。政府之所以大力控煤价，是因为“大量的工业企业还需要靠低成本来运营，发改委不愿上调电价”，他说，“政府通过抑制煤价过快上涨，使煤价回到煤电双方都能接受的价位。”

“在短期内，发改委推动的煤价长协可以稳定煤价。”邢雷表示，由于煤炭企业间的生产成本、运距远近不同，全国定量、定价的方式可能会影响长协未来的执行情况。“可以通过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相互持股的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双方能相互分担、对冲风险，从而推进长协的执行，稳定煤价。”他说。

“煤价过高会提升小煤矿的生产积极性，但不利于煤炭行业去产能。”关大利说。

邓舜认为，当供大于求的主要市场矛盾没有被明显改善，煤炭企业的经营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好转的情况下，2016年此轮的煤价反弹已经提前释放了市场预期，2017年煤价大幅、持续反弹并没有现实基础。

“近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影响了煤炭产量释放，部分产地甚至出现了煤价上涨，但不会再出现急涨急跌的情况。”邓舜表示。

关大利则认为，未来煤价走势还需要考虑宏观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是否继续推行276个工作日的限产政策。在12月1日的2017年全国煤炭交易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曾表示，全部执行276个工作日减量化生产措施，煤炭市场可能供不应求；全面放开也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供过于求，但276个工作日的限产政策不会被放弃，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后以新方式执行。

对于钟律而言，他无法对明年的煤炭行情作出判断。“作为一线矿工，虽然知道待遇不会再像原来那样高，但还是希望工资能够高一点，稳定一点。”他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钟律为化名）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