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又和印度闹了“绯闻”，它有点等不及了。

前日，《印度时报》透露，富士康已和印度地方签署协议，将投资50亿美元建设代工厂。而在一年多前，印度媒体几乎用同一个标题报道富士康雄心勃勃的印度计划。

2015年8月，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与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纳维斯会晤后，签订了开发新工厂的谅解备忘录。投资金额也是50亿美金。

但是，郭台铭离开印度后，富士康的计划就没有进展。根据笔者的了解，富士康试图说服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给予其更多的税收优惠，但未被满足。因此，富士康另寻栖处。

富士康下一家工厂，极可能开到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自今年年初以来，当地最权威的《德干先驱报》陆续透露了富士康与当地政府谈判的进程。班加罗尔属于卡塔纳卡邦，其IT部长是这事最积极的斡旋者。

为什么富士康在这个时点向印度再送“秋波”？

7月1日，货物和服务税改革方案正式实施。这被视为莫迪内阁标志性的改革方案。

2006年，时任财政部长提出该改革方案，原计划在2010年4月1日实施，但遭到地方杯葛。而莫迪上台后，他领导的印人党获得空前的支持，2016年8月，货物和服务税改革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在旧税制下，印度中央政府对生产环节征税，邦政府在消费环节征税。而各邦税率不统一，跨邦做生意特别困难。比如说，印度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物流公司，及其陈旧的税制难辞其咎。而在新税制下，一个统一的印度市场才真正成型。

但是，货物和服务税改革对手机行业影响不小。莫迪为推动“印度制造”，对于本地生产的手机给予12%的税收优惠。而在新税制下，优惠将被取消。根据相关的测算，印度手机的价格将会普遍上涨4%到5%。

另外，为了进一步抑制从中国进口的手机和零部件，印度政府正计划征收10%。而这对利润本来将单薄的手机行业，可谓雪上加霜。未来，在印度销售的中国手机品牌，将不得不在本地建厂，否则，根本没有什么利润空间。

显然，富士康看到了这一信号。印度时报就透露，富士康一名高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鸿海富士康加速在印度投资建厂，就是因为印度政府政策的最新变化。

此外，富士康亦对印度市场有相当的危机感。

上月底，首批“印度生产”的苹果手机已在印度市场面市。但是，这批iPhone SE并非来自富士康，而是另一家台湾代工企业纬创资通。

纬创资通的工厂同样位于班加罗尔。而选择纬创资通，显然是苹果公司打的一手平衡牌。

纬创资通同富士康一样，也是全球最大的 ODM 专业代工商之一。 根据公开资料，纬创代工过 iPhone，不过是iPhone 5C。虽然技术实力不及富士康，但作为后者的“替补队员”，纬创资通的制造能力可以在印度市场发挥用处。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苹果的最新机型在印度市场卖不动。在生产iPhone SE之前，印度市场主打的是翻修机。

在印度市场削弱富士康的影响力，减轻对其的依赖，苹果的意图非常明显。而在此之前，双方的矛盾就已凸显。

2016年8月，媒体报道，苹果在采购iPhone 7/Plus的零部件时，要求台湾供应商将报价调低20%左右，遭到了供应商的反抗。

日月光半导体（ASE）和富士康集团下属几家联营公司给出明确答复，称目前不可能在没有合理利润的前提下接受苹果的订单。

而富士康敢于挺身而出反击“甲方”苹果，也并非毫无底气。根据相关数据，富士康给苹果贡献了40%的利润。这场冲突让苹果意识到，过于依赖富士康是一大隐患。

而富士康为了分散风险，显然也不想将所有的筹码都赌在苹果身上。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50%，而苹果仅有2%，甚至还不如一些中国边缘的手机品牌。

因此，富士康在印度加强和中国品牌手机合作。2015年8月，小米与富士康合作建立的生产线落成投产，至去年3月，小米在印度销售的手机产品，75%为印度本地制造。新工厂投产后，这一比例将上升至95%。

不过，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富士康在印度的胃口非常大，“他们打算在印度建设15座代工厂。”班加罗尔的一位官员透露。不过，这一计划到底何时能够实施？没有人给出明确答案。

印度式的效率让不少中国企业非常煎熬。

去年，华夏幸福下属子公司与印度哈里亚纳邦政府及哈里亚纳邦工业和基础设施开发有限公司，在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万达集团也与哈里亚纳签署过类似合作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