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受官僚制困扰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写下《无意义工作的现象》一文，发表在一本激进杂志《Strike！》上。这个"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的观点，刺到了大众的痛处，一时杂志网页为之崩溃，随后文章也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在他看来，当代经济社会有很多糟糕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他最先将矛头指向了五个行业：金融、法律、咨询、HR和PR。
这既是一种引人深思的认识，也是一种对目前生存意义的挑战。
怀着对科学技术的充分信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30年就描述了一个乌托邦世界：到20世纪末周工时将缩至15小时。他的预测具备技术层面的可行性却与现实相去甚远——人们工作的时间变得更长了。凯恩斯很显然忽视了大幅上升的消费主义，如果提供更少的工作时间和更多的欢愉与享受两种选择，人们更加崇尚后者。
随之，人们见证了20年代以来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只是在创造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分销寿司、iphone以及时髦的跑鞋。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很多人将所有精力倾注在那些他们私下觉得做不做都无所谓的工作上。这给个人带来了深远的道德和精神伤害，同时在集体灵魂上刻上一道疤痕，然而至今没有任何人谈论这件事。
每天朝九晚五，只是在做一件破事吗？判断取决于工作者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有害无益的，有时候还必须假装不是这样。在2015年卫报《采访大卫·格雷伯：许多人花时间做一些他们觉得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文中，大卫再次回应，一个没有教师和船工的世界会迅速陷入困境，但是私营企业CEO、说客、PR、精算师、电话销售员、法警或法律顾问消失于世后，人们可能会承受什么这一点还并不清楚。大卫·格雷伯举出了狗屎工作的五种类型。
- 跟班：看门人、接待员、个人助理、行政助理、人力资源师，他们让别人感到重要
- （受雇的）暴徒：公关、电话销售员、说客、律师、市场专员，争取雇主的利益
- 解决问题的人：程序员、测试员
- 统筹者：休闲活动的统筹者、公司内部杂志工作的记者、月度绩效主管
- 工头：中层管理者、助手定位的管理者、战略领导专家、
他说，这些工作完全是一堆狗屎，当然除此以外的其他大部分人的工作也不会好到哪去。总的来说，社会中超过一半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大卫主张，它们更多地存在于私营企业中。这种工作的分布范围与我们的日常认知背道而行。大多数人将低效臃肿等同于公共部门，而倾向于把私营企业看作追逐竞争力的表率，所以试着想一想当企业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难道不应该看重人力资本，从而消除毫无意义的工作吗？他在《乌托邦的规则:官僚主义的快乐，技术、愚蠢、秘密》一书里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人们将公务员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从企业层面来理解，大卫将现象归结为“管理者的封建主义”文化：管理者通过雇用低层员工，让他们自己获得一种普遍的优于他人、独一无二的感觉。
过去的统治阶级对此也并不乐观，大卫发现，如果快乐且工作富有成效的被统治者手上有大量自由的时间，将被视为一种致命的危险。这种想法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人们表现出对嬉皮士的担忧。
社会层面上，大卫·格雷伯归因于清教徒式的、资本主义的职业道德。换而言之，原本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需求乃至剥削，被道德化为宗教义务。因此，尽管自动化时代有替代人力、减少工作量的潜力，社会规范筑起了一块道德高地，声称工作赋予人们生存的价值。对社会舆论习以为常的人来说，同样也并不妨碍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大卫发现，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5月8日在《泰晤士报》上评价大卫·格雷伯的观点时，社论撰写人艾玛·邓肯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远见，并且用了四个词语：学术且有趣的、发人深省的、不充分的以及言过其实的。值得肯定的是，严格定义的术语、证据分类和论据安排构成的行文，以及对工作是生活美德的论述尤其让人信服。艾玛发现，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的说法存在偏差，至少相较于1900年的56小时，现在英国工人周工时缩短到了31小时。
被艾玛视之为无稽之谈的论述——大部分人讨厌他们的工作，并受到了来自工作的“深远的心理暴力”，也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推翻。根据YouGov（舆观调查网）所作的“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调查，37%的人持否定回答，63%的人从工作中感到自我满足。如果标准过高，恐怕只是为难自己，不如将目标从“深远的贡献”调整到“比较有趣”。
本质上，衡量工作价值的标准尺度并不存在，归根结底也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伦理的、政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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